时间，1963年4月生于中国天津。1981年9月自山东济南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编辑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9月分配进入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担任编导。
1992年9月调入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1993年1月参与创办《东方时空》栏目。5月创办中国第一个电视访谈栏目《东方之子》，任制片人。1996年3月创办中国第一个大型的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任制片人、总导演。1996年8月提任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600分钟）总编导。这期间，主编并出版了《精神的田园》、《实话实说》、《东方之子访谈录》等80万字的书。1998年5月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栏目《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0年3月筹办新《东方时空》。2000年11月27日新版播出成功，任《东方时空》工作室总制片人。
《东方时空》是从1993年5月1日开始播出的，现在回想起来，正像一阵清新的空气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两年之后，就是1995年，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局限性。应该说《东方时空》最初的设计是比较个人化的。这个个人化是指我们制片人自己，开始的方案形成，没有经过论证，是大家想做一件事情，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把过去工作当中从内容上希望释放出来的东西或者从形态上觉得是一种先进的节目样式拿出来，结果大家就凑出来的一个节目。”
“1993年到1995年这段时间，电视传播界和受众的心态、观众的习惯是非常变动的两年。很多观众受了《东方时空》的影响，对于电视市场的观念，完全发育起来了。这样就显得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的不足。因为从事了这个节目，所以我们的视野也开拓了，我们感受的东西越来越丰富了，或者说越来越高级了。那么最初的这种对节目的设计就感觉到一种局限性。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在STARTV看到了温弗瑞的谈话节目。我觉得这样的节目方式，是我们国家下一步的一个发展方向。”
后来，时间就从台湾请来一位电视制作人，向中央电视台介绍国外的“脱口秀”节目。“我为什么对这样一种方式非常感兴趣呢？就是我们当时《东方时空》的形态，它的局限性体现在谈话人的空间上，基本上是单向的，就是被采访对象也好，还是记者也好，他所表述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不具备争论的可能。还有，实际上电视节目，应该是大众传播当中的一个范畴里面的一种事物。所以呢，应该怎么来研究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参与。但是，我感觉我们原来的节目不具备这个特点。于是，我就提出来，做一个‘脱口秀’节目。”1995年的5月4日，在《东方时空》两周年的时候，时间组织制作了一个由崔永元主持的，一个武汉的工人为了救落水儿童而全身瘫痪的节目，争论作为一个题材在中国电视节目中首次出现了。
时间的探索始终没有浅尝辙止。《东方之子》走上正轨，时间又开始实验《实话实说》栏目。《实话实说》正式播出后，迅速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形成了收视热点。《实话实说》现场里传递出了多种声音，展示了多元化的视角，倡导一种宽容理解的真诚对话气氛，给电视屏幕带来极大的活力。
但时间认为我们同国外的谈话节目在内容题材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国外的“脱口秀”，基本上是一种“秀”，娱乐成分是很大的，能够开政治和其他的玩笑。因为我们导向的把关，是不允许这类题材出现的。所以，这就一直使争论节目面对很多的困难。
“三四个月之后，《实话实说》停播了一段时间。在停播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总结了一些做法。究竟是什么原因停播了呢？是因为导向的不明确造成的。比如说，这是由观众参与的一个节目，那么参与观众要在一百多人左右，要他们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是谈话节目的一个特色。但是什么样的话题才能造成大家带有争论色彩的这种谈话呢？那就是看法不一样的，而不是众口一词的那种。你比方说，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我们从传统道德来讲，那当然是不要回报的，但是从现代文明的机制角度来讲，应该有一种机制来保证对这样一种善行有所激励，这是两种观点，他们谈得很热闹，最后的结论也没有给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到底回报不回报呢？这样的节目我们做过几个，所以让人认为导向上有不明确的缺陷。”
现在我们在节目中谈到导向性，经常认为国外的电视节目中没有倾向和引导，其实这是没有看到问题本质的表现。
“国外的节目有非常明确的导向性，争论的过程也很丰富。后来我们就选择了一种个人经历、个人感受的话题。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个人生故事。就是再有争论也是局部感觉的，不牵扯到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或者就是只是一种具体做法的一个讨论，不是让人们感到是精神文明建设上的问题。后来，就一直到现在，都比较顺利，而且越来越获得好评。而且现在这个节目还被认为是导向把关非常好的一个节目，非常到位。”
谈到《实话实说》和崔永元，时间露出了一些笑容。崔永元如今深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也是时间用人的一大成功。时间承认选择崔永元绝对不是歪打正着的，而是早有预谋的。
“实际上选择崔永元是有说法的。我本人学习借鉴西方电视节目概念里主要是对主持人的认识。在我的电视实践经验里面来说，应该是有两类节目来构成电视这种艺术：一个是纪录片，是不需要主持人的；还有一个是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应该是以主持人主持为特征的，所以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做了很多由主持人来体现的节目。所以在《东方时空》开办的时候，是以《东方之子》不断推出主持人为一个成功标志的。比如说，当时白岩松、温迪雅、胡健、王志，包括后来的董倩，都是我们这个栏目中比较优秀的主持人。那么，到《实话实说》的时候，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主持人，是做不了这个节目的。所以当时也包括现在办这个《东方时空》，往往是把很大精力用在去找主持人上。因为我的观点是，你拥有什么样的主持人，你才能拥有什么样的节目。像崔永元呢，他是我的同学，我比较了解他，应该没问题，但是他是不是那么好，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先是在社会上找，找律师、学者、记者、教师，结果都不符合这个‘脱口秀’节目的定位。”
说起《实话实说》主持人男女选择的问题，有很多人认为中央电视台屏幕上出现女性较多，而《东方时空》、《实话实说》却以培养男主持人为主打。“开始男的女的都有过，主要还是找男的比较多。因为那时在1995年、1996年我们希望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关注，所以女士不见得在这方面有优势。后来，实在外面找不到，我们当时手里的底牌就是崔永元。按说主持人应该有这种思辩能力，他的思想深度是必备的，同时他还要有自己的语言魅力，对后者，我对崔永元非常了解，对前者，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学历背景都差不多，对他这方面的能力是持有怀疑的。所以，也就是这一点，没把他当作第一人选。后来两者结合起来了，实在是很难得这样的人。就包括崔永元现在他所实现的、所赢得的这种青睐，也是扬长避短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无论对问题的深刻的认识还是调动嘉宾、专家的参与，他本人长处就是语言的幽默、场面的调动，这是他天生的一种能力。他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人嘛——本色！”
有人说时间是一个培养人的高手，因为他选择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人本身因为做了这个节目他的本色是不是进步，那我想他也肯定是的。你做这个节目和不做这个节目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更具有公众的色彩了，过去他耍个贫嘴可能行，但是要达到幽默的程度，也还需要不断提高的。”
时间说到崔永元的优点时，对问题的看法更加深入些，这与两人长期的了解和信任有关。“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传统道德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所以我跟他有一种共同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说：对善、对恶的评判标准，在生活当中对事物的看法是一致的。崔永元，他能够做到今天，也是这个素质在起作用。就是说他很少参加这种出头露面的场合，他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时间对主持人要求比较高，他认为主持人应该是非常完美的。总的来说，他认为崔永元这个人非常有魅力，魅力是一个整体形象的综合评价，而不仅仅指长相和五官。
“像崔永元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有非议，但是这些压力我都顶住了，我就知道他们是会成功的，至少在现在的屏幕上，他们是独树一帜的。也许就是他们这样的形象，我才看中。崔永元和白岩松的形象不是很过硬，但因为有特点才与众不同，有个性。我最极力的一个主张，就是要推出有个性的主持人，因为屏幕形象多元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多样化的标志，千篇一律的东西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摈弃的。那么在他们来说，他们起到了这样一种功能。现在人们对白岩松等主持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说明人们的意识从七年前到现在已经转变了。”
（摘自《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杨君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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